联商网特约评论：又要到“两会”时间。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微博求议案补充，“向有关部委提交相关建议，为小微企业鼓与呼，争取有利的政策来扶持与支持。”有网友戏评：“‘两会’代表嘛，会举手，会鼓掌，你们真行。”

　　每年阳春三月，江南草长莺飞时，冠盖满京华。

　　来看看有多少两会代表是零售企业家、高管，这些年提了什么，然后怎么了，他们代表什么？

　　谢子龙，2010年提了“对药店进行分期分类管理，对那些没诚信、经营不好的药店实行降级管理或淘汰出局，从而使这个行业慢慢走向正轨。”——实际无效，因为经营得好的药店往往更坏，挟资本、连锁以令顾客，详见笔者另文《销售压倒一切 中国药店只卖贵的不卖对的》。2008年3月，提出“医药分离”，2009年发放3000万元药房消费券以临时降温——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至今无解。

　　湖南步步高董事长王填，是数年全国人大代表，业内最热心并积极推动零售业健康发展的老板之一。2009年，他提议为合理配置资源发展内资企业，大店审批权应回收到商务部，“一些国际知名零售企业和跨国公司倚仗自身的强大财力，和一些地方为引进外资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些城市突破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强行甚至违规开店，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平等竞争。”——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是贵部，此后两年，外资开店更猛，且有许多自建物业，新辟区域独资公司，如2011年的大润发、沃尔玛、乐购等。

　　2004年，联合30个代表，王填提出《商业大店法》，向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当面提交；2005年获时任北京物美董事长张文中和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支持；2007年，再度进京提案，至今未果。

　　2005年，他提出关于建议国家制定《听证法》的议案，“听证会的主持方不能由‘运动员’兼任。”——暂无下文。2009年，建议“把‘广交会’办成一个既对外销售商品，同时也把外贸企业过剩产能带进国内市场的一个合作平台。”——这个真没有。

　　2011年，他准备的多份议案中有两份涉及到减税，“国家减税，企业还可以将减免的税收直接用于提高员工福利待遇，增加员工收入。”——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结构性减税”，财政部随后做出部署，但中小民营企业家与专家均不乐观。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董事长郑晓燕，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呼吁“降低银行刷卡手续费，是零售行业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高达1%的手续费让他们倍感吃力，近年零星可见吉林某商场向顾客另收手续费又涉嫌违规，更早前深圳50家商场联合与银联谈判却争执激烈、不欢而散等。

　　对于食品安全立法问题，武汉中百董事长汪爱群表示，食品安全立法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立法标准不规范，二是多头管理，三是检测手段落后。”——三鹿奶粉遗祸多年，蒙牛逍遥法外。

　　2010年，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表示，“网店征税不能一刀切，需要区别对待。应该按照不同的阶段考虑怎么征的问题，‘征’里面也有‘免’的问题。可以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领域，使用合适的方式。”——这年以后，淘宝销售数千亿，许多卖家也围堵过淘宝杭州总部，关联公司支付宝改制私有，免税说近乎撒娇。

　　2010年，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常记商场总经理常玉珍表示，商家和流通企业要规范从生产商到代理商再到消费者的整个流通环节，大商场不应成为拉动内需的“肠梗阻”。实际上，常玉珍尚未点名，至今也无法解决的是：每件商品价格的50%左右是有关部门收去的各种税费成本——商家说了不算。

　　2011年，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提出关于扩大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犯罪主体的建议：收进场费应算受贿——这事空穴来风，年底的时候，商务部等五部委吹风要整治零供关系，令人担忧。

　　强势饮品供应商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2011年大呼税费之重难以承受，其人在达娃合作及海外资产调配等方面颇多得益尚且如此，其他中小零售商情何以堪？！

　　发现以上两会代表议案，说了都没用；有“与虎谋皮”的，有互相冲突的，有自我意识过强的……他们估计也是“外焦里嫩”（外骄里愣），走个过场，混个面熟，拿点豁免权、参与权？我们能希望今年的零售企业家两会代表提出什么，更进一步改善什么？零售是民生行业，我们作为从业人员，中国公民、社会居民，希望看到什么？

　　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也不抱过多期望。想起2011年两会后去某公务员朋友家，发现他的小客厅里摆了一盆漂亮的大鲜花，一问才清楚，原来是两会上会场布置用的价值900元的盆花，让人大、政府、政协的部分同志分了带回家。

　　两会当然是一个盛大节日。不过，可能暂时不是普通零售人的。
　　（联商网特约评论员 林尚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