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的秋天，暑气丝毫未减少。在北大，一位清瘦的青年男子正汗流浃背地骑着一辆三轮车，上面装着他在北大的全部“家当”。

车轮缓缓驶向校外，男子的心情有些沉重。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和闭路电视，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他的处分。走在路上，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认出他——北大的教师，俞敏洪。

俞敏洪以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成为了众矢之的。紧接着，原本属于他的福利和地位都“降级”了。分房子轮不到他，出国进修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快便想到了离开。

砸了北大这个“铁饭碗”以后，俞敏洪的三轮车驶向了北大西边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在那里租了一间农民房。

屋内是冷清的、斑驳的四壁，屋外，一个时代即将崛起，正轰隆隆地发出鸣响。

改革开放正在酝酿新的突破，教育培训行业鸿蒙初辟，偶尔能听到新东方烹饪、山东蓝翔等技能培训的微弱声响。没了北大这颗大树可傍，俞敏洪更加卖力了，他跑到北京中关村，用广告将那里的电线杆刷了个遍。

这一年，在吉林，一个不肯向义务教育低头的“怪胎”，罗永浩，也离开了延边第二中学的襁褓。

离开校园后，罗永浩感受了生活的恶意，他觉得一切就像个“锤子”，而社会的苦难并不比校园的苦难更简单。

俞敏洪搁浅了出国的想法，罗永浩抛却了正常的人生轨迹。离开象牙塔时，他们说他们都有梦想，可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笼子内外

当新东方的红色卡车开进留耕初级中学的大门时，赞美声如潮水般向俞敏洪袭来。

新东方把8万套桌椅捐给乡村小学，那个在三十年前落寞地离开校园的男人，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为属于新东方的时代划下了句点。 

“双减”政策落地，俞敏洪在2021年过了一个“最难过的教师节”。可是人生的荒诞却在这种时候大放异彩。 

俞敏洪不喜欢“商人”这个名号，并且多次公开表达对做生意其实没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教育领域中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教育家”。 

2005 年的春天，在俞敏洪贴过小广告的中关村里，俞敏洪获得了“最值得尊敬的教育人物”在颁奖典礼上，他说出了对新东方未来的期许，是“建成一所好的私立大学” 。 

第二年，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俞敏洪身价暴涨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但与此同时，资本的牵引与推促，也将俞敏洪和新东方两相裹挟。 

为了20%的增长率，新东方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市场逼迫着前行。俞敏洪有一万个理由不希望新东方沦为瞬间勃兴的周期性公司。但新东方在未来数年的优势已然成为定数——依靠高成本的教师资源，以智力优势集中天然堆砌。 

十几年过去，中国的教育培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行业内波涛汹涌，新兴者后来居上，不断在短时间内创造财富神话。 

新东方甚至算得上是教育内卷的始作俑者。在资本的裹挟之下，它所创下的巨额财富，如同在社会里撕出的一道口子，让无数人窥视到一个巨大的市场。 

在它其后，诸多崛起的培训机构沿袭的依然是师资制胜的路数，极度同质化的竞争让知识产权建构、资本运营能力成为所有培训机构参与可持续性市场竞争的要件。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年，新东方仍然需要维系这种高额的智力成本优势。 

俞敏洪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后悔上市，他觉得与资本互通“就如同娶一个女人，不但甩不掉，每年你还要为她增长25%的收入，不是因为你爱她，是因为你被绑住了。” 

从1993年到2001年，俞敏洪一直是“个体户”的商业状态，就像一颗无名小草，自在地位自己沉浮。但当“小草”进化为“大树”，一个无形的笼子却罩了上来。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

罗永浩在加入新东方前，看上去和俞敏洪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他一讨厌英语，二讨厌当老师。就像他后来写给俞敏洪的万字信里形容的，他“生性狂狷、像个怪物”。 

但当听到当英语老师有一百万年薪时，罗永浩还是向金钱低了头。为了加入新东方，罗永浩在几个月硬是活生生地消化了几十本“鸡汤”书籍。 

2006年，罗永浩与俞敏洪闹翻，离开了新东方单干，他说“俞敏洪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没原则的人之一”，他说“新东方的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在对学生骂俞敏洪，这一定程度上是新东方的传统”，他说“新东方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地方”。 

在罗永浩看来，新东方制造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但实际是个100%的纯商业机构，这与自己的理念不符”。 

罗永浩要飞出这个思想的囚笼，但在俞敏洪眼中，罗永浩不过是“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把自己塑造很高尚很纯洁”，他说罗永浩“太虚伪了”。 

他们对彼此的评价，就像一句谶言，在许多年后，一度也流进了世人的口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镜向的彼此。 

和时代做交易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俞敏洪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商人。他曾对教育行业的竞争表现过自己的担忧，认为新东方是被裹挟着进入一场教育内卷化的竞争。但当教育变成一种竞争，竞其中的杀伤力会让其偏离教育本来的目的。 

但俞敏洪也明白，商业若是只靠情怀，难以长存。 

无论是2006年新东方走向大洋彼岸的纽交所，还是把创业经历写成书、频繁地上电视节目，俞敏洪完美地完成了“商人”这个身份。 

所以对俞敏洪个人而言，一切更像是他与时代做的一场交易。

他在中国教培鸿蒙初开时听见了时代的声音，牺牲了出国留学的理想，以至于在许多年后，他仍在直播间里对此念念不忘。 

他能果决地选择脱下北大的长衫，牺牲自己看重的体面。直到许多年后，那辆红色卡车开进校门，将他的体面送回了一些。但那个承载着教育梦的新东方，已经一去不复返。 

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教育家”这个梦想似乎从他骑着三轮车驶出校门那一刻起，已经渐行渐远。

罗永浩曾经鄙视这一切，但很快他也不得不与时代做交易。 

创办锤子科技后，罗永浩做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演讲，“当我们的商业能力和那些巨头没有多少差距时，理想主义将所向披靡。”

可是没有华为的核心技术、没有Vivo的门店开道、没有小米的发烧友定位，甚至相比于竞争对手，锤子科技都少了几分资本的荫泽。除了营销理想，锤子科技的有什么优势？ 

2013年夏天锤子ROM发布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唱衰之声，罗永浩感到心凉了一半。 

他开始反思是不是某些“情怀”并不能被理性至上的科技媒体透彻理解，以致于没能完整无缺的传递给公众。 

尽管罗永浩宣称“不被嘲笑的梦想不值得去实现”，但当他再次说起创业时，现实还是将恶意传递给他，仿若嘲笑喋喋不休的孔乙己。 

2019年，老罗又带着他的骄傲回来了。从万人聚集的“鸟巢”到南城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体育馆。他的“锤子手机”最终还是卖给了别人，而簇拥他的声音也变成了“‘老赖’发新品了”。 

罗永浩像堂吉诃德一般，依然坚持在创业的第一线。顶住资金的压力，顶住世俗的恶意。 

2020年，上了“限制消费”名单的罗永浩开始直播卖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创业经历算是完整了”。 

折腾几年，欠下六个亿，罗永浩这才终于正视了他的长处，不是资源整合，不是狂妄和敢拼，而是人格魅力。 

罗永浩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在舞台上，他有万丈光芒。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他在台下做了些什么。 

大彻大悟的罗永浩选择放下身段、放下脸面去做直播、拍广告、上综艺节目。为了推销一款一千多元的刮胡刀，罗永浩在直播间剃掉了自己蓄了十多年的胡子。 

但罗永浩显然并不认可自己的这种天分，三年还清6亿后，他便拂尘而去，准备去追寻下一个梦想。 

老罗志不在此，而对于他的离开，媒体则精准地用了“逃离”二字。 

俞敏洪曾经说过：“一个公司最大的瓶颈是老板”。但如果一个老板不肯正视自己的瓶颈，或许“遇难”的就不止一家公司。 

对罗永浩而言，理想是一个抽象的远景。它可以在手机里实现，也可以在空气净化器里实现，还可以在TNT、聊天宝里实现。但就是不能在直播间里。 

他是“卖梦”的人，他不愿“卖艺”。

但想要改变世界的老罗，似乎已经忘记了，改变世界的途径还有太多。 

镜中人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孙少平。 

在书的开头，孙少平是一个“丙”菜都吃不起的穷学生，到书的结尾，他是一个身有残疾的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孙少平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但他从头至尾都没有能够脱离所谓的“社会底层”。 

这个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隐藏在他身上的自尊令世人汗颜。他为了自己最平凡的理想，愿意俯身进入平凡的世界。 

这世上不甘平庸的人太多，但敢于面对平庸的人少之又少。

新东方大厦倾覆时，俞敏洪突然想起了自己原本是农村的孩子。 

“18岁以前我都是在江苏江阴的农村长大，很多农产品我都种过。” 

创办新东方以后，俞敏洪几乎已经遗忘了儿时无忧无虑的农村生活。直到2021年，在紧迫的形势面前，重新踏入农业的想法才在俞敏洪的脑海里生了根。 

新东方直播一直不被看好。直到董宇辉爆红，引发了市场的诸多猜想。 

但在俞敏洪内心身处，更多的应该是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他曾经在书里说过，一个饭店不能只有一个厨师。因为那唯一的厨师一旦离开，你的饭店也难以为继。 

俞敏洪的担忧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更加迅速的验证，猎头的高薪挖角，很快就传遍全网。 

新东方直播还会诞生出下一个“董宇辉”吗？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俞敏洪会全力以赴，就像那些年培养名师KOL一样。 

想以教育家身份被认可的俞敏洪，再次在“成为商人”这条路上安营扎寨。 他要为残留下的部队负责，他没有退路可走。 而那些更高洁的理想，统统随他去罢。 

而新东方，看是变了，又像是没变。智力和人气的堆砌依然是资源优势所在。 

背负着理想主义包袱的罗永浩，此时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与“不能”。 

罗永浩屡次创业失败，若说是机缘巧合，从表面上看，的确存在这个可能性。但不能忽略的是，他曾经参与过的每条赛道，都有人“逃出生天”。 

老罗曾经在北京鸟巢的雨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创业是为改变世界，不是为赚你们几个臭钱。 

这句话，几乎已经被世人拿来当作他的标签。 

其实商业上的理想主义，大多都是战术抉择上的现实主义。乔布斯如是，俞敏洪亦如是。 

他们往往在战略目标上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在经营方针、营销路线，甚至是人事规划上，却称得上是功利主义。 

比如俞敏洪鄙夷商业，他的目标就是赚更多的钱，去建更好的私立大学，成为真正的教育家。 

而高呼理想主义的罗永浩，反其道而行之。在战术上过于理想化，在战略上过度功利化。 

他急于追求一些不现实的目标，比如在智能手机乱战即将结束的时代宣称要挑战小米，但在关键的技术创新上，却几无建树。 

俞敏洪在丢失了主战场后，迅速瞄准了这个时代最大的流量洼地。借鸡生蛋，他要的是未来那个蛋，和那个蛋里孵出的鸡。哪怕此刻需要躬下身居住在混乱的鸡窝里。 

而罗永浩却离开了他亲自参与引爆的唯一的风口。他将继续拿着理想做成武器，与想象中的巨人决斗。 

已经50岁的罗永浩，是否已经被“理想”僵化了？

红楼梦《十二曲》中对妙玉的形容是“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这句话如果用在罗永浩身上看起来有些牵强，因为比起绝世独立的妙玉，前者还有太多拥趸。可是罗永浩的“理想洁癖”却真实地改变过他与同僚的情谊。 

遥想许多年前，他也像那些从锤子出走的同僚一样，对老板充满怨怼：那个满口理想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理想？ 

而理想究竟是什么？ 

也许还要再过许多年，罗永浩才会明白，俞敏洪其实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他是俞敏洪镜中的影子。他们在镜向的世界中看彼此，把对方的左手当成右手，右手当成左手。 

他们无法成为彼此，却又都是彼此。